人生中最珍贵的时间，大概就是18~20岁之间了。

  在台湾，那是已经大到可以喝酒、开车，却又不用背负契约上的责任的自由年代，就像是为青春所下的最后一点注解，那样耀眼夺目。

  所以我从17岁开始，就一边准备着升学考，一边思索着如何抓住这象征青春的尾巴，然后好好挥霍一番。

  结果这幺一思索，我的升学考并不理想，只能进到台中一所刚刚落成没几年，而仍没没无名的私立大学。

  我并没有觉得私立大学就很不好，但它录取的成绩的确是低了那幺一些，所以尽管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校舍一幢幢地盖了起来，每年的校园评鉴也都在进步中，但在身为公务员的父母眼里，就是个不可抹灭的错误。

  所以，在我一边承受着父母逼迫要转学考的压力，又一边焦虑我的青春会在准备转学考中流逝的同时，我遇见了那个在校园里最著名的恶霸。

  那天是系大会，阳光满地。

  对于初次体验大学生活的我来说，以系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是很新鲜的，所以就算班代不点名，就算我将来会转学，也还是想去看看。

  系大会的地点，在半埋在地下室的国际会议厅里，外头的走廊，一边连接到管理天井最底下的广场，一边是方便物资运送的大坡道。

  有几个像是系学会的干部，在门口处招呼着新生们入场，进了门，便是缓慢向下的大阶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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