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三十四年，基隆港的秋夜总带着一股盐与铁锈的气味。雨丝细得像猫毛，沾在窗上，晕开了街对面「新亚舞厅」的霓虹，那光又湿又黏，像块化不开的糖膏。

沈婉如的裁缝店里，只听得见三种声音：窗外的雨、老式缝纫机规律的踏板声，以及丝线穿透布料时那极其细微的「嘶」声。

店里没有点大灯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垂在缝纫机上方，恰好照亮她那双过分干净的手。空气中弥漫着旧布料、机油和艾草香混合的味道。艾草是她从厦门带来的习惯，用来驱虫，也用来镇定心神。

今晚她缝的不是旗袍，而是一件男人的中山装。布料是上好的英国哔叽，挺拔，却沾了无法洗净的霉味，像刚从土里刨出来。这是亡夫的旧物，她并非修改，只是一针一线，将磨损的袖口重新收边。针尖没入又抽出，像一次又一次无声的探问。

她的动作极有耐心，仿佛要将余生都缝进这件不会再有人穿的衣服里。

踏板声停了。

她侧耳，听见的不是雨声，而是一辆黄包车停在门口的声音，车轮碾过积水，溅起一片回响，门被推开，风铃没响， 那东西早哑了。

进来的是陈夫人，本地参议员太太，身上那件织锦旗袍正是婉如上个月赶制的，她今天来，是为了取另一件加急的料子。

「外头真是要命的天气。」

陈夫人用丝帕按着额角，语气里有种被时局惯坏的焦躁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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