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院那天，空气里有种不真实的轻盈。阳光很好，潘宏特地请了假，开着那辆蓝色旧货车来接我。行李依旧简单，只有几件衣物和医院带回的药袋。爬上五楼的过程比想像中艰难，肺部像破旧的风箱，每上一阶都喘息，腿软得需要紧紧抓住扶手。潘宏一手提着行李，一手虚扶在我身后，保持着一个不会让我感到压迫却又能随时接住的距离。

回到那间二十坪的小屋，一切如旧。狭小，陈旧，光线昏暗。但经历了加护病房的冰冷仪器和普通病房的喧杂，这方局促的空间，竟奇异地散发着一种……「归属」的气味。那是潘宏衣物干净的皂角味，是厨房隐约的油烟味，是窗外那株他不知何时开始养的、小小绿植的气息。一种有人生活的、朴素而坚韧的气味。

晚上，他煮了很软的面条，加了蛋和青菜。我们依旧坐在那张摇晃的折叠桌两边。他吃得很快，但安静。吃完，他收拾碗筷时，背对着我说：「你接下来，就安心在这里养病。医生开的药要按时吃，复健要慢慢来，别急。」水流声哗哗地响，他顿了顿，声音混在水声里，有些模糊，却很清晰，「工作的事，以后再说。不急。」

我知道他是好意。我身体确实虚弱，走路久了会晕，说话多了气短，记忆力和注意力也大不如前，像一部严重损耗后勉强开机的旧电脑。这样的状态，哪个雇主会要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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