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八年，五月初四，夜。

林幼棠伏在女高师宿舍的窗前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，把最后一篇稿子塞进信封。

信封上写着——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收。

她的手指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兴奋。

这篇稿子她写了一个月，题目叫《论「烈女」与「节妇」皆是吃人二字》。文中她指名道姓地骂了那位写《列女传》的刘向，骂了那些「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」的道学家，最后一句她写道：

「若女子的一生只为一块牌坊而活，那我宁可这世上从未有过牌坊，也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东西，先在文字里死个干净。」

她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窗外正下着细雨，北平的春天总是这样黏腻，像化不开的旧疾。但她觉得胸口有什幺东西在破土而出，灼热而滚烫。

「幼棠！幼棠！」室友方若锦推门进来，辫子跑散了一半，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，「明天……明天上午，天安门前，要集会！北大的、师大的、我们学校的，都去！」

林幼棠猛地站起来，椅子「哐当」一声倒在地上。

「你说什幺？」

「五四」——这两个字像一颗火种，从方若锦口中坠入她的耳朵，瞬间燎原。

方若锦喘着气，压低声音：「听说昨天传出消息，巴黎和会……山东要没了。北大的学生已经串联好了，明天要上街游行，喊的是『外争主权，内除国贼』。」

林幼棠只觉得耳膜「嗡」地一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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