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的大二暑假前夕，通讯科技递进到了能显示英文字母与数字的「A-B Call」与隐密的语音信箱。

台北的打工生活迎来了巨大的变动。

连锁超市换了新主管，做事规章变得刻薄。

原本无话不谈的好姐妹陈意慧，因为受不了后场的刁难，终于在六月递交了离职单。

而苏禹蓁在超市打烊与日文系繁重的课堂间，在七月前顺利通过了日检三级的考试。

大二的暑假，她拿着通过日检的成绩，准备启程前往日本，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海外短期游学。

在出发去机场的前一天，这条近两年来全是用绿色邮筒与海防安官桌拉扯出来的暧昧长线上，依然没有过承诺，他也从来不说一个「爱」字。

程颖申依旧在几百公里外的高雄旗津，只是在电话里有些别扭、又细心地交代她：

「到了日本，如果想听近况，就打台湾语音信箱的号码。」

少年的嗓音依旧低沉、沙哑，透过线路传过来：

「我只要一有空，就会打那支号码留话。」

七月的东京，梅雨季刚刚过去，街头满是闷热。

只身在外游学的那一个月里，日文系大二的苏禹蓁，大脑里除了一堂堂全日文的日常对话课，剩下的，全都是那个蹲在超市防火巷角落抽烟、身上带着肥皂混合烟草味的少年侧脸。

那时候，打跨国国际电话回台湾，通话费非常昂贵。

在东京人声鼎沸、下着夏日雷雨的陌生街道旁，苏禹蓁每天最期待的事，就是踩着小步，走到那些立在路边、冷硬的绿色国际公用电话亭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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