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次调解会的那天清晨,天光是一种了无生气的灰白。我们家的早餐桌上,没有人说话,只有碗筷碰撞时,偶然发出的、格外刺耳的声响。空气黏稠得像一锅冷掉的粥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爸爸换上了他衣柜里唯一一件体面的、领口洗得有些松垮的蓝色Polo衫,那件他只有在喝喜酒或过年回外婆家时才舍得穿的衣服。他坐在客厅的藤椅上,没有看报纸,只是沉默地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长寿烟,烟雾缭绕在他那张被岁月与忧虑刻划出深刻纹理的脸庞上,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座即将被大雨笼罩的山。妈妈则坐立不安地反复擦拭着那张早已干净得发亮的方桌,她的嘴唇紧抿着,眼眶是隔夜的红肿。
我穿着那副冰冷的铁衣,感觉自己像个被捆上石块、即将沉入深海的囚犯。每一次呼吸,塑胶与金属的边缘都紧紧地、无情地压迫着我的胸膛。胃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,翻搅着,恶心得让人想吐。这不只是紧张,这是一种源自骨髓深处的、对于即将到来的审判的恐惧。
「走了。」爸爸将第三根烟蒂用力地在烟灰缸里捻熄,站起身,声音沙哑得像是从生锈的铁管里挤出来的。
去区公所的路程不过短短十五分钟,我却觉得像是走在通往刑场的漫漫长路上。窗外熟悉的安中路街景,那些早餐店的蒸气、机车的废气、槟榔摊闪烁的霓虹,此刻在我眼中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,变成了一幕幕加速倒退的、失焦的默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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