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智子离开后，台北帝大的校园似乎一夜之间变得空旷。椰林大道依旧，但清嘉总觉得那蝉鸣声显得刺耳。为了填补内心那个巨大的空洞，她开始在台人的《台湾新民报》学艺栏，以笔名「杜鹃」发表系列散文。

她不写政论，只写植物。她写森氏杜鹃如何在贫瘠的岩缝中扎根，写大叶合欢如何在黑夜闭合叶片守护芬芳。然而，在那个连一株草木都能被赋予意识形态的年代，清嘉笔下那些关于「原生、韧性、不屈」的文字，隐隐触动了当时知识分子压抑的神经。

「林桑，这篇《高山志》是你写的吧？」文政学部的一名助教低声问道，将报纸压在厚重的文献下。

清嘉心头一跳，面色如常地翻动手上的标本，「我不明白助教的意思。」

「那种带着汉医世家底蕴，却又融入了帝大科学观察的笔触，全台北找不到第二个人。」助教神色复杂地看了她一眼，「写得好，但要小心。现在连『原生种』这种词，在某些人耳里都听着像叛逆。」

清嘉意识到，文字一旦落于纸上，就不再只属于作者。她写的是对美智子的思念，是她们在大屯山上的约定，但在读者眼里，那竟成了对这块土地主权的隐喻。

某日午后，清嘉在研究室收到了一封没有寄件人地址的厚信。她颤抖着手拆开，里面竟是一张从东京寄出的剪报——那是她发表的第二篇文章。剪报边缘有被泪水或是水滴浸湿的痕迹，背面只用钢笔淡淡写了一行字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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