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息是星期三晚上十一点传到的。

江宇盛刚开完一个跨国的视讯会，摘下耳机，脖子酸得像扛过什幺。手机亮起来，他随手拿起，然后整个人在椅子上坐直了。

陌生的号码，台湾的门号。可是那个文体，全世界只有一个人：

「回台北了。有一件事要当面谈。」

七年。上一则是七个字，「三馆的橘子，麻烦了」。这一则十二个字。他盯着萤幕，发现自己的心跳快得可笑，快得像大一那个等回复的晚上。他把手机放下，站起来，在客厅走了一圈，又走一圈，然后才拿起来回。

他打：「好啊！什幺时候方便？我都可以配合。妳想约哪里？信义区有几间安静的咖啡厅……」

打完他看了一遍。惊叹号。配合。咖啡厅。每一个字都妥当，妥当得像回一封厂商的信。他知道不对，可是他不知道怎幺对——七年的断层上面，他找不到别的桥，只剩客气这一种工法。

他按了传送。

回复隔了两分钟：

「星期六下午三点。三馆。」

没有问号。不是提议，是传票。

他看着「三馆」两个字，看了很久，胸口那个旧的位置，慢慢地，松了一格。然后他做了一件事：他走到卧室门口——孟萱这周住她自己家——拿起手机，拨给她。

「还没睡？」她的声音有点懒，背景是吹风机刚停的安静。

「还没。跟妳说一声，」他说，「我大学的一个老朋友回国了，约我周六下午见面。就是——做排课系统的那个，短片的编剧。她可能是为了会史的事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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